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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您渴望“自由”吗?(之一)
2015-12-17 21:28:44   来源:环球医学   点击: 收藏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医生与律师类似是自由职业者。医生可以与多个医疗机构签订合同执业,也可以自己开私人诊所执业,医生的收入远远高过其他职业。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医生与律师类似是自由职业者。医生可以与多个医疗机构签订合同执业,也可以自己开私人诊所执业,医生的收入远远高过其他职业。

  中国新医改早已出台医生可以多点执业的新政,尽管响应无几,从政府卫生部门政策的初衷是希望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向下级医院合理配置,比如三甲医院的 医生,到下一级医院执业,以缓解看病难并疏通大小医院转诊的问题。然而,应该看到这与国外医生自由执业有着深层次的、体制上的区别。多点执业只是允许医生 兼职,也就是在原来注册的医院以外,再允许注册一两家医院。

  中国医改的方向是否需要将医生变成自由人?在目前,医生自由执业能否调动起广大医生的工作热情,解决人才的合理配置,医生在自由执业中既能增加“阳光 收入”又能最终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让医患关系回归本真?或是盲目推动医生自由执业会给社会造成混乱而违背医改的初衷?本栏编辑将就相关问题分别进行 梳理。

  一、从“热点”事件看体制内外

  2012年12月9日,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张强医生在个人微博上公布了一条消息:“2013年,我将离开体制执业, 为中国善良优秀的医生们寻找一条新路。” 12月22日,刚从公立医院辞职的张强医生走进民营医院上海沃德医疗中心给他准备的新办公室,开始了他的所谓“体制外执业”的探索之路。

  医改至今,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了不少新的方针和举措: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设立医事服务费、医保转移支付、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医生多点执业…… 然而,多年来形成的公立医院体制对医生的束缚始终未能真正放开,医生的积极性也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新医改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位长期呼吁放开医生自由执 业医生曾经撰文呼吁:“你能想象吗?在21世纪的中国,有这么一个职业:它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获取执业资格,但却无法自由选择自身工作的方式。这,就 是中国医师。”“当前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医师没有自由执业权的,只有朝鲜、古巴和中国。”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渴望“自由”的医生却至今仍留在广东某公立三甲医院!他坦言:“整个中国医疗体制,就是为公办医疗量身订做的,这种情况下,一旦跳出体 制外,就会发现衣服不合身,非常尴尬。”那么,体制外执业环境究竟怎么样呢?

  医生待遇:最明显的落差在于社保。以养老待遇为例,按照国家事业单位规定,不算各种补贴,公立医院医生退休金可拿到退休前本人工资的80%-90%, 而民资医院对应的企业养老金则只能拿到退休时社会平均工资的15%-20%左右。至于在职期间的收入,虽然不少民营医院为了吸引人才,都开出了高于公立医 院事业单位职级工资的价码,但据一些医界人士透露,其实总额仍常常赶不上公立医院的灰色所得。于是,严酷的现实成就了大城市的好医生只会利用周末时间去基 层医疗机构“走穴”,尤其是有相当数量的牙科、眼科等专科、手术科室的医生,而不可能真正辞职主动离开体制。

  职业发展: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介绍,几年前,江苏曾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公立医院科室主任集体跳槽到民营医院,一年后纷纷回到公立医院,因为发现 体制外再也无法评选中华医学会组委了!表面上,民营医院医生并未被排斥在行业协会之外,但类似的组织均由官方主办,内部是一套自上而下主导的行政机制,组 委也仅在体制内部选拔。以中华医学会为例,虽然名义上的主管单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仅业务上接受卫生部指导,面向“全国医学科技工作者”,体制内外的医 生均可申请成为会员,理事也经选举产生,但迄今为止,其理事均为公立医院专家,且多数具有行政级别。

  “事实上,这些协会承担了很多政府职能,有很多权力和利益。如中华医学会影响医生的职称评审。”一位专家指出,“在这些协会任职,跟医生的‘江湖地 位’、非工资收入都息息相关。”根据中华医学会章程,其业务范围包括组织学术课题探讨、制定临床诊疗指南,评选优秀医学成果等,背后则可能涉及大额的科研 经费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寻租可能。“现在公立医院评一个副高职称也要一二十万元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医生说,而民营医院医生评职称花得还要更多。

  教学、科研的资源也都被垄断在体制内。目前国内医学教育院校均为政府举办,也只有公立医院的医生得以在公办院校内兼职任教,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培养自己的学生和团队;科研经费则多数通过公办医学院校及中华医学会等官办协会发放,民营医院往往难以申请。

  仕途机会:与体制外不同,公立医院是国家正式编制内的事业单位。在公立医院担任行政职务将意味着具有相当的行政级别。据了解,全国各地均有不少卫生行 政部门官员来自公立医院,卫生行政部门官员派往公立医院任书记乃至院长的也不乏其人,甚至还有卫生行政部门官员兼任公立医院院长的现象。这种政府官员与事 业单位职工的体制内联系对于那些具备领导才能或是有志向投身于公务员仕途行列的医生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如果离开体制将意味着几乎放弃了这样的机 会。

  医疗风险:众所周知,医疗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可能发生医疗目的之外的危险因素。即使并非由于医护人员诊疗护理中的过失,也可能造成患者组织器官损伤,导 致功能障碍、残废或死亡。这种非故意的、非预期的、非计划内的医疗意外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政府、法律部门、医患双方对医疗风险的认知程度和关注焦点存在着 巨大的差距。政府、法律部门在认知和处理医疗风险时,通常认为患者处于弱势地位,医疗风险和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医方造成的,其关注的焦点是尽快满足患 者的要求,防止因医疗纠纷引起社会问题。患者由于对医学知识缺乏了解,认为医疗风险所造成的一切后果都应由医方承担,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医疗风险对身体和精 神损害的程度以及医方为此赔付的多少。尽管目前医方对医疗风险的认知和关注程度最高,在处理各类医患纠纷时却往往处于相对无奈的处境,其关注的焦点是医疗 风险对医院和个人造成的影响如何、赔付多少等问题,希望尽快了事,防止纠纷进一步扩大。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公立医院的背景就显得越发重要。由于公 立医院医生是“单位人”,每每发生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时,责任也多由医院承担。一位医生曾明确表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法院 也不会太为难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就不好说了。”

  办医理念:社会资本办医发展初期,一些缺乏医院管理经验、又急于收回投资成本的民间资本,与离开体制的医生因诉求不同产生摩擦、对簿公堂最终分道扬镳 的情况并不少见。周乐今即是其中典型之一。2010年10月以80万元年薪入职昆明同仁医院的周乐今,三年合同期未满,即于今年2月遭院方毁约解聘。 2012年,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和他离开体制后供职的昆明同仁医院打官司。双方各执一词。周乐今认为,昆明同仁医院目前的管理层实质是商人,追求快速短 期回报,要求他多做经济效益较好的心脏介入手术,而他本人坚持打造高质量的慢性心血管病管理,双方理念屡遭碰撞;院方则认为,周乐今作为专家“耍大牌”, 脾气桀骜难驯,任职医院期间导致医院亏损70万元,双方无法再继续合作。法院最终判决周乐今胜诉,但凡此种种,都让体制内的医生对体制外的世界望而却步。 一些经营不正规的民营医院,更是在公立医院医生的心中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许多医生看来,即便走出体制,出路也十分有限、十分艰难。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综 合科主任谢汝石教授表示,现在他看好的惟有外资高端医疗机构和一些具有“政治智慧”的社会资本,其医院管理层对医院的经营会更为慎重,更愿意选择获取长线 的回报。


(责任编辑:Fedor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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